在天與地之間揮灑自如

韓國ＦＴＡ成功四要件：領導人、公務員、企業及知識分子。

韓國何以在短短九年內談成八個ＦＴＡ？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ＫＩＥＰ）院長蔡旭總結，韓國能夠善用ＦＴＡ，是因為有好的基礎與條件：領導人的意志力、優秀的公務員、勤勞的企業、以及願意投入研究各種策略與對策的知識分子。

為推動ＦＴＡ，韓國政府有策略、有步驟，一步一步往前踏進，作足準備工作。

韓國前大統領盧武鉉曾說，「要想成為發達國家，光努力是不夠的；不挑戰就無法成為發達國家。」韓國為了成為發達國家，自從一九七○年代不斷以開放政策，逼自己成長。

在與世上最先進強國美國洽談ＦＴＡ過程中，很多人認為韓國將「亡國」；曾擔任ＫＩＥＰ院長、前韓國駐ＯＥＣＤ代表、現為高麗大學教授李景台說，開放反而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先前韓國並無大型賣場，後來開放家樂福、Wal-mart進入市場，國內企業也向其學習，而今在韓國大賣場都變成Lotte、E-Mart、Home Plus等，都是國內企業的天下，家樂福和Wal-mart反而撤出韓國市場。

他還舉例，二○○六年美國要求韓國廢除國產影片配額制，也曾引起韓國藝人集體剃頭抗議，時至今日韓國電影不再像過去有配額保障，但韓國國片市占率仍達四十％。韓國駐台副代表崔龍鎮認為，因為電影人意識到，必須加把勁加強競爭力，否則會沒辦法生存。韓國影視從業人員更努力，韓流影響愈來愈大，K-POP（韓流）風靡亞洲。

當全世界都因歐債危機，從拚經濟轉向救經濟，台灣政治卻在2012年大選後，更進一步空轉、虛耗，走向藍綠惡鬥的自殺式鬥爭。朝野意識形態的對立，從兩岸歧見擴展到經濟、健康、能源議題，每一項政策都成為四年後大選秣馬厲兵的戰場，台灣已成為被選戰過度燃燒的社會，不但燒光了元氣，更眼看就要燒光所有再發展、再繁榮的機會與可能。

相較於韓國、新加坡全力在經濟上衝刺，當前台灣急需展開「新民主運動」，讓朝野政黨拋開意識形態，設定公共政策的選戰停戰區，以建立拚經濟、拚競爭力的全民共識。

台灣曾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但近年來韓國大步向前，台灣不但無法跟上，差距更被逐年拉大。韓國民風強悍，在野黨上街示威、抗爭激烈度，較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何以能上下齊心拚經濟？何以領導者都全力推動ＦＴＡ？何以韓國能、台灣不能?

前副總統蕭萬長曾提出他的觀察。他分析，韓國曾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重創，情勢嚴峻到連留學生都因學費無以為繼紛紛中輟，全國人民捐金救國，最後在應允連串紓困條件下，獲得國際貨幣基金IMF貸款得以度過難關，但此事也被韓國人民視為國恥，自此上下一心力拚經濟，絕不重蹈覆轍。

當年台灣安然度過金融風暴，但政治卻一步步變質走向無窮盡的內耗，進而連經濟也陷入困局。朝野對兩岸政策的對立與歧見，讓台灣無法與韓國一樣對大陸開放，全力進軍這塊全球新興市場；政黨鬥爭沒有化解跡象，反隨著一場一場選舉恩怨的累積，更走向零和化; 藍綠選戰盤勢的拉近，造成任何議題都可以被無限上綱; 也因此一場選戰才打完，政黨就在為下一場選戰搏取新的籌碼，多項選舉合一舉辦，未達成休生養息的效果，反因輸贏關係重大，朝野戰火更熾。

二十餘年台灣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個總統執政，三個總統或各有獨領風騷的強烈特徵，但不幸的卻是，台灣在嚴重的認同分裂下，走上搖擺甚至封閉的經濟路線，以至於台灣無論在國民所得、或經濟成長，都日漸萎縮、乾涸與停滯，在世界經濟板塊中，台灣逐漸衰落、邊緣化，馬英九雖力圖振衰起弊，卻仍欲振乏力。

我國於二○○二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今年剛好十年。十年間，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與投資環境方面雖因此獲得提升與改善，整體的商品貿易進出口總額也倍增，但速度遠不及韓國、新加坡，僅與香港相當，在全球貿易大國的排行榜上節節後退。

中華經濟研究院是台灣入會的最重要智庫，長期監測、評估入會動向。中經院指出，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就是一種自由化，不只是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障礙，更可讓國內經貿法規與國際接軌，甚至同步化，因而入會對經濟成長、國民所得、就業人數和產業發展、進出口貿易等都有助益。

經濟部次長梁國新舉例說，台灣為加入ＷＴＯ而進行的小汽車談判，當時擔心開放市場後，台灣的汽車產業可能垮一半，但入會十年，國產車在台占有率多維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未因開放市場而驟降；全車產值更由入會前的一千三百億元增至前年的一千六百餘億元，外銷金額也翻一倍，顯示產業轉型升級可以在自由化的國際競爭中完成，市場開放並不可怕。

台灣加入ＷＴＯ十年來，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ＩＭＤ）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從加入之初的廿名，大幅躍進至二○一二年的七名，但比去年滑落一名。值得觀察的是，二○一○年兩岸簽署經濟合作協議（ＥＣＦＡ），才是推升競爭力一舉跨進前十強的關鍵。換言之，市場的開放是推升競爭力的引擎；兩岸關係的改善，更是台灣在世界競爭力排名躍進的關鍵動能。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ＷＴＯ中心研究員吳佳勳指出，台灣加入ＷＴＯ的最大貢獻─「制度的改革」遠大過「商品貿易的自由化進出」。但可惜的是，台灣為加入ＷＴＯ，二○○二年之前大幅進行的制度改革和法規鬆綁，卻在入會後停滯下來，是造成台灣競爭力提升速度緩慢的主因。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巴羅（Robert Joseph Barro）二○○四年出版的「Economic Growth經濟成長」統計，一九六○至二○○○年的四十年間，在全球八十七個主要國家中，台灣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六點四的經濟成長率，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國家；其次是新加坡的百分之六點二、韓國五點九、香港五點四，這是台灣稱霸「亞洲四小龍」的輝煌紀錄。

當一切思維都不再有創新、突破，政策搖擺不明或只能原地踏步、按表操課，曾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台灣，卻正淪為他國口中的「負面教材」。

經建會財經法制協調服務中心主任左珩，六年前在訪問韓國仁川經濟開發區時發現，其簡介資料竟然將台灣列為「失敗案例」，因為他們認為，台灣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只看現在，看不到未來」，早已失去「新思維」的創新動力。

無獨有偶，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最近公開指出，新加坡如果也阻止外國人才進入，將會重演「台灣故事」（Taiwan story），喪失全球的競爭優勢。顯然，在尚達曼的認知裡，「台灣故事」代表的也是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