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與地之間揮灑自如

因此，在決定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簽署後，香港人就將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稱之為「大限」，彷彿這一天將是香港的末日。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後，有能力的香港人無不設法移居海外。

亞洲金融危機 香港衰退

美國財富雜誌（FORTUNE）一九九五年六月底，更以「香港之死」的聳動標題為封面，預言這個英國殖民地的命運。這個宛如詛咒的預言，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前六年似乎被一件又一件的厄運所驗證。例如移交之後未久即爆發禽流感疫情，有四人因此喪生，衝擊香港的旅遊業；當年還發生亞洲金融危機，香港恆生指數從九七年的最高點一萬六千八百餘點，在九八年八月暴跌至六千五百餘點，香港經濟出現十三年來首次衰退，失業率更創十五年新高。

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羅安琪表示，當時許多香港人都陷入所謂的「負資產」，也就是在房價崩跌下，即使賣掉房子，也不足以清償剩餘的房貸，「最慘的時候，有很多人跳樓自殺」。

ＳＡＲＳ疫情 致命一擊

大陸在許多方面已經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以旅遊業為例，去年訪港的大陸遊客高達兩千八百一十萬人次，佔香港境外遊客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 特派記者侯永全／香港攝影

這場疫病造成一千七百餘個香港民眾感染，三百零四人死亡，並讓高度仰賴觀光、會展等產業的香港，幾近淪為一座死城。當時的台灣駐港代表張良任回憶，ＳＡＲＳ疫情最嚴重時，美國華裔愛滋病專家何大一博士造訪香港時所住的香港金鐘港麗酒店，有一晚只有他一個房客。

眼看曾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制度下逐步陷入泥淖，北京當局開始改變對香港特區政府採取「馬放南山」的不干預政策，香港迫於形勢也逐步調整原本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井水不犯河水」的心態與原則。

簽署ＣＥＰＡ 對陸改觀

為挽救香港經濟與民眾信心，在「回歸」六周年前夕，大陸與香港於二○○三年六月廿九日簽署簡稱ＣＥＰＡ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大陸在ＣＥＰＡ中承諾隔年起，給予香港二百餘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十八項香港服務業進入大陸市場，比外商提前；同年七月，再宣布開放大陸民眾「港澳自由行」。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翁海穎指出，ＣＥＰＡ除了經濟意義，還有一些政治意涵。香港二○○三年在「非典」影響下真的「很慘」，所以北京送了這麼一個「大禮」給香港。

羅安琪也說，「自由行」對當時的香港經濟確有相當大的助益，尤其是酒店、零售等旅遊相關行業最明顯。

ＣＥＰＡ與自由行讓香港慢慢認識並接受，近在咫尺的「祖國」，早非九○年代香港電影「表哥到」、「表姐到」劇情中那樣的窮酸、老土，而是可以成為香港實實在在的倚靠。翁海穎說，「回歸」初期，香港仍然覺得自己「挺強的」，「○三年以前，誰真的在乎中國市場？」

相較於當時台灣仍糾結於與大陸的經貿關係究竟該採「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還是「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香港已選擇轉身擁抱大陸，重新學習並摸索與大陸互動的新模式，而此時的大陸經濟正好進入受惠於二○○一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的騰飛期。

翁海穎認為，ＣＥＰＡ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於，為香港與大陸的經濟互動建構出一個制度化平台，讓雙邊經貿關係，即使是大陸單方面給予香港的優惠政策，也都是透過這個平台運行。翁海穎說，「這才是長長久久的安排」。

ＣＥＰＡ簽署以來，中港雙方每年都會討論並簽署新的補充協議，迄今累計已簽署一個框架協議、八個補充協議，預計今年將再簽新的補充協議。透過每一次補充協議，香港主動爭取大陸對香港的進一步開放。

經過多年摸索，香港已愈來愈熟悉如何掌握大陸帶來的機會，主動爭取並參與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改革，香港得以穩居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正是其中一個實例。

港陸「魚幫水、水幫魚」

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榮譽會長葉志釗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長期在香港金融業服務。對於中港○三年後的經貿往來，葉志釗不認為是香港靠中國或中國靠香港，而是「長短互補」。

在葉志釗看來，九七後香港努力維繫其核心價值，包括法治、人才等優勢，是香港得以繼續扮演大陸對外「橋頭堡」地位的關鍵因素。在中國大陸希望試點實施ＣＥＰＡ、自由行、人民幣離岸業務等開放性措施時，「香港不做誰來做？」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副教授葉家興也形容，過去十年香港與大陸的互動，是「魚幫水、水幫魚」一個比較正面的經驗。

過去十年，大陸在國際社會的提升有目共睹。懂得「與時俱進」的香港，正是在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過程中，適時調整自己的心態與策略，從而得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不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