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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怎麼出現?莫札特真的只是天生好手嗎?其實有天賦還不夠,還牽涉環境。想成為運動明星,要看你幾月出生;數學好不好,要看祖先是不是種稻。環境之後,加上大量努力,才能造就天才。美國暢銷作家葛拉威爾,引用大量統計科學辯證,重新發現「出身」的意義。

在漢堡,我們必須一連演唱八小時。」     ——約翰.藍儂(John Lennon, 1940-1980) 

 

一九七一年,密西根大學電腦中心落成。龐大的主機,就在電腦中心裡的一間白色大房間內。主機旁邊有幾十部打孔機排排站——這些東西就是那個時代的終端機,是七○年代最尖端的電腦科技。密西根大學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電腦,不知有幾千名學生,曾在電腦中心那間白色大房間外駐足,看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就是美國電腦界的奇才——比爾.喬伊(Bill Joy)。

當時的喬伊還是瘦瘦高高的書呆子。喬伊在電腦中心落成的前一年,就來到密西根大學就讀。那年他才十六歲,個子很高,但瘦巴巴的,頭髮亂得像雜草。他從底特律市郊的北法明頓高中畢業時,是大家公認「最用功的學生」。喬伊說,這意味他是個只會讀書、從不跟女生約會的呆瓜。他本來以為自己會當生物學家或數學家,但是在大一快結束的時候,他從電腦中心門外走過。當瞥見電腦主機的那一剎那,已無可自拔地愛上了電腦。

從此,他就離不開電腦中心了,一有時間就拚命寫程式。他在一位資訊工程系教授那兒工讀,暑假就能待在電腦中心寫程式。一九七五年,他申請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所,更進一步埋首於電腦程式世界。他在博士論文口試時,才一會兒工夫,就寫出極其複雜的程式演算法,讓主考官嘖嘖稱奇。其中一位主考官說道:「這小子就像十二歲的耶穌,既聰明又好學,讓聖殿裡的老師自形慚穢。」

喬伊和幾個熱愛電腦的志同道合之士,為AT&T發展出來的UNIX程式進行修改。喬伊寫的新版UNIX果然青出於藍、功能強大,到今天全世界還有幾百萬部的電腦主機,還在使用這種作業系統。要不是喬伊當年編寫的程式,我們今天恐怕還上不了網際網路。

喬伊離開柏克萊之後,和友人一同在矽谷創辦了昇陽電腦(Sun Microsystems),有人甚至稱他為「網際網路的愛迪生」。耶魯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葛倫特(David Gelernter)說道:「比爾.喬伊是現代電腦發展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比爾.喬伊的天才事蹟,不知被傳誦多少次了。我們能從他的故事學到什麼? 

在這個世界上,是否真有與生俱來的才能?全世界的心理學家,已針對這個問題激辯了幾十年。答案顯然是:是的。問題是,心理學家仔細研究天才型人物的生涯,發現成功最重要的關鍵似乎是準備,而非才能。

 

音樂神童莫札特 所謂的天才演奏家並不存在

九○年代初期,認知心理學家艾瑞克森(K. Anders Ericsson)等人,曾在柏林一流的音樂學院進行一項研究。他們在該校教授的協助下,把所有主修小提琴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是「明日之星」,也就是將來有望成為揚名國際的小提琴家;第二組則只是資質還算不錯;至於第三組則難以成為職業音樂家,日後只能在學校擔任音樂老師。研究人員問每一位修習小提琴的學生同樣的問題:「從你開始學小提琴的第一天,到目前為止,總共練習了多少個小時?」

這三組學生開始學琴的年紀都差不多,全是在五歲左右。在頭幾年,每一個人練習的時數,大概都是一個星期兩、三個小時。到了八歲,真正的差距開始出現了,能在班上名列前茅者,練習的時間要比其他學琴的孩子來得長。九歲時,每週練六小時;到了十二歲,每週練八小時;十四歲的時候,每週練十六個小時;到了二十歲,如果還在努力練習,以職業音樂家為志向,每週練習時數則超過三十個小時。在二十歲之時,這些「明日之星」每一個人總計已練習了一萬個小時。相形之下,還算不錯的那組,練琴時數總計為八千個小時,至於那些未來只能當音樂老師的,練琴的時間總計不過四千多個小時。

有關艾瑞克森的研究,最令人驚異的就是,他們發現沒有天生演奏家,也沒有只練習一點點就能成為頂尖好手的。從他們的研究結果來看,如果一個學音樂的學生,能進入最好的音樂學院,能成為職業音樂家與否,就看這個學生付出的心血有多少。

如果要成為某一個領域的高手,至少要練習到某一個程度。研究人員相信,真正的專精必須經過一萬個小時的錘鍊。

一萬個小時,這真是個神奇的數字。神經學家列維亭(Daniel Levitin)寫道:「這類研究顯示,一萬個小時的練習或訓練,是成為專家最起碼的要求,不管是作曲家、籃球選手、科幻小說作家、溜冰選手、職業鋼琴家、棋士,甚至是最厲害的罪犯等,一再印證這個數字:一萬個小時。」

 

二十年才寫出最偉大作品

就連所謂的「神童」也不例外。就像莫札特,據說他六歲就會作曲。然而,根據心理學家郝爾(Michael Howe)在《天才的解析》(Genius Explained)一書的分析:

從成熟作曲家的標準來看,莫札特早期的作品實在沒有過人之處。最早的作品或許是他父親幫他寫下來的,或是幫他修改過。莫札特兒時創作的曲子,如最早的七首鋼琴協奏曲,大抵是改編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而成。在莫札特的協奏曲中,能展現原創精神最早的一首,就是第九號鋼琴協奏曲(K. 271)。這首曲子已是公認的經典之作,是他在二十一歲那年寫的:那時,他已經不斷創作協奏曲長達十年了。

樂評家熊柏格(Harold Schonberg, 1915-2003)更進一步論道,莫札特其實是「大器晚成」型的作曲家,寫了二十年的曲子之後,才寫出最偉大的作品。

還有,捷克和加拿大國家代表隊選手幾乎沒有九月一日之後出生的,因為那些孩子在八歲的時候,由於體型太小,就不能進入明星隊伍。如此一來,就沒有額外的練習;沒有額外的練習,十年後也就不能達到一萬個小時的練習時數,當然進不去職業球隊。這個現象和艾瑞克森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合。

 

電腦天才喬伊 從小就是個每事問的孩子

一萬個小時當然是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如何能從小不斷的練習,長大成人之時就達到一萬個小時,成為某個領域的傑出人士?首先,你需要父母的鼓勵和支持。此外,你還要有經濟支援。如果為了生活,你不得不去兼差,那就沒有多的時間可以練習。

比爾.喬伊的父親威廉說:「比爾還小的時候,就是個每事問的孩子。我們盡可能回答他的問題,答不出來,就找書給他看。」

在七○年代初期,喬伊還在學習寫程式。那個時代的電腦都像房間那麼大,一部少說也要一百萬美元,但論起效能和記憶體,恐怕還不如你今天使用的微波爐。那時在大的學術機構或公司才能見到電腦。如果你要用電腦,就得上那兒租,租用價格十分昂貴,真是分秒是金。

 

「鑽漏洞」擴充寫程式時間

一九七一年秋天,比爾.喬伊來到密西根校園之時,正有個機會在等著他。他選擇密西根,不是因為這裡的電腦。他在高中時期還沒學過電腦呢。他有興趣的科目是數學和工程。然而他在大一那年發現電腦中心的系統有個漏洞,於是得以隨心所欲的使用電腦。他快樂得有如置身天堂。

「密大給每一個學生在電腦中心使用的帳號,看使用多少時間,就扣多少錢。註冊的時候,我們先估算自己使用的時間,然後把錢存進這個帳號,存多少就用多少。就這樣。」提起當年的事,喬伊不禁哈哈笑。「可是有人發現,電腦中心的分時系統有漏洞。如果你輸入一個程式,例如『t=k』,電腦中心就不會計費了。只要你知道這個漏洞,就可永遠坐在那裡使用電腦。」

讓我們看看比爾.喬伊碰到的幾個機會。首先,他就讀的密西根大學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學校,其次,密大電腦中心系統剛好有個漏洞,讓他隨時都可以寫程式,沒有時間限制;再者電腦中心是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因此他可以整晚都待在那裡;由於他在電腦中心待的時間夠長,才有時間修改UNIX。比爾.喬伊是個聰明絕頂的年輕人,又很好學,這當然重要,然而如果沒有電腦中心給他學習的機會,他還是難以成為電腦方面的專家。

 

搖滾傳奇披頭四 他們得想辦法吸引夜總會客人駐足

那麼,一萬個小時是成功的通則嗎?如果我們不只是看表相,透視成功的背後,是否可以發現,類似密西根大學電腦中心或加拿大曲棍球選手選拔制度那樣的機會?

披頭四這四大天王——約翰.藍儂、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 1942-)、喬治.哈里遜(George Harrison, 1943-2001)和林哥.史達(Ringo Starr, 1940-)——在一九六四年二月進軍美國,此即搖滾史上有名的「英倫入侵」事件,發行了一連串瘋狂暢銷的金曲。這股披頭熱不但在美國狂燒,也改變了流行音樂的風貌。

如果你仔細研究,他們準備了多久才稱霸世界樂壇,你會發現他們努力的軌跡和加拿大曲棍球選手、比爾.喬伊和世界級小提琴家出奇的類似。

話說在草創之初,他們不過是幾個高中生組成的小樂團。一九六○年,有人邀請他們去德國漢堡演出。披頭四傳記《吶喊:披頭四的世代》的作者諾曼(Philip Norman)說道:「那時漢堡的夜店,不時興搖滾樂團,只有脫衣舞表演。有家夜總會的老闆想做點不同的。老闆名叫布魯諾,他的構想是引進搖滾樂團,在店裡做不間斷的演出,客人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都沒關係,反正店裡隨時都有樂團在表演,卯足了勁吸引這些過客駐足。」

「那時,有不少在漢堡表演的樂團都是利物浦來的,」諾曼繼續說:「布魯諾去倫敦物色樂團,剛好在蘇荷區碰到一名來自利物浦的生意人。這名生意人介紹了幾個樂團給他。披頭四就是這樣和布魯諾.柯希邁德(Bruno Koschmider)搭上線。那陣子,披頭四常往漢堡跑,披頭四得到的酬勞並不高,夜總會的音響效果也不夠好,觀眾也非知音。特別的是他們必須不停的表演。

 

上台一千二百次換得出名機會

約翰.藍儂在披頭四解散後接受採訪時提到:這是一整晚表演。那時,由於我們是外國人,不得不更加賣力演出,在利物浦,我們一場只演出一個小時。只要唱拿手的,就差不多了。但在漢堡,我們必須一連演唱八小時,不得不找出新的表演方式,免得觀眾看膩了。

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底,披頭四總共去了漢堡五次。第一次,他們演出了一百零六個晚上,一次五小時以上。第二次,他們表演了九十二場。第三次,共演出四十八場,總計在舞台上的時間為一百七十二個小時。最後兩次在漢堡的演出,也就是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共演出了九十個小時。總計,他們在一九六四年初嘗成功滋味時,據估計已做過一千二百次現場演出。你知道這是多麼非比尋常嗎?今天,大多數的樂團在全部的表演生涯中,還沒演出過這麼多次。漢堡的磨練就是他們勝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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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個人天份 你不能忽略的文化影響


祖先種稻 子孫數學比較好?

請看看下列數字,並大聲地唸出來:4、8、5、3、9、7、6。好,現在轉過頭去,花二十秒把這串數字背起來,再大聲說出來。如果你是以英語為母語者,正確無誤說出來的機率約是一半。然而,你若是中國人,幾乎每次都可答對。為什麼呢?

在人類大腦中,負責語文訊息短暫儲存的聲韻迴路部門,對聲韻和語言訊息的保留大約是兩秒。因此,我們在兩秒內複誦的訊息都很容易記起來。由於中文數字的發音非常簡短,在兩秒內就可唸完4、8、5、3、9、7、6這串數字,但以英語為母語者,常常說一個數字就要耗掉一、兩秒。

西方語言和亞洲語言的數字命名系統有很大的不同。例如「14」、「16」的英文是,但並非如此,正確的說法是:「eleven」、「twelve」。雖然大於二十的數字,英文會照一定的規則,先說十位數,再說個位數,如「twenty-one」(21)、「twenty-two」(22),但十一至十九的數字,我們又倒過來,先說個位數,再說十位數,如「fourteen」(14)、「seventeen」(17)。可見英文的數字命名系統很不規則。相形之下,中文、日文、韓文的數字說法都很有規則,而且合乎邏輯,如中文的二位數「十一」、「十二」、「二十四」,都是先說十位數,再加上個位數。

因此,亞洲兒童學算術要比美國小孩快。一般四歲大的中國兒童就能從一數到四十,而同年齡的美國小孩則只能數到十五,大多數的孩子要到五歲,才能數到四十。換言之,以基本數學能力而言,美國小孩要比中國孩子落後一年。

 

規律的數字命名系統 有利學習數學

由於數字命名系統的規律,亞洲兒童很容易學會加法。如果你叫任何一個以英語為母語、七歲大的孩子做這樣的心算:三十七加二十二,那孩子必須先把聽到的數字轉化為阿拉伯數字:37+22,然後再進行計算,個位數加個位數,十位數加十位數,算出答案為59。如果你要一個亞洲孩子做同樣的題目,他一聽就可立即進行計算,不必換化為阿拉伯數字,算出等於五十九。

對東西方文化差異做過不少研究的西北大學心理學家福森說,由於數字命名系統的語言結構笨拙,加上基本規則看起來沒什麼道理而且複雜,西方孩子到了小學三、四年級就更討厭數學了。

相形之下,亞洲兒童對數學沒有這種困惑。他們的腦袋可以暫時儲存更多的數字,要做計算也比較快,例如分數在他們語言的表達法和分數的意義完全一樣,他們就比較喜歡數學,因為比較喜歡,就願意多努力、多上課、多做題目,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換言之,以數學而言,亞洲人有與生俱來的優勢,而且這是一種很特別的優勢。

 

稻作造就勤奮的民族性格

種稻最特別的一點是面積。一畝田很小。除非你曾站在稻田中央,否則難以感覺。一畝田大概只是像飯店房間一樣大小。在亞洲,一個農家一般有二、三畝田。如果在中國,一個村子有一千五百個農夫,耕作總面積則差不多是一百八十公頃。但在美國中西部,光是一戶農家耕作的土地面積可能就有這麼大。如此看來,在中國,如是五口之家或六口之家,要靠兩畝田活下去,農業面貌必然和美國大異其趣。

西方農業向來是「機械取向」。如果一個西方農民想要增加產量或生產效率,就得引進更好的機械,以取代人力,如打穀機、飼草壓捆機、聯合收割機、曳引機等。因此,只要有機具,農民付出相同的勞力,耕作的面積就可擴大。但在日本或中國,農民沒有錢買機械,再說也難以取得更多的土地,只能善加利用腦力與時間,做更好的選擇,來增加產量。正如人類學家布雷爾所言,稻米的栽種是「技術取向」:如果你願意辛勤除草,掌握施肥的技巧,多花點時間注意田裡的水位,讓黏土盤更為平整,善加利用每一吋田地,就能有更大的收穫。無怪乎有史以來稻農最為勤奮,可謂滴滴血汗粒粒米,辛勞的程度超過種植其他作物的農民。

真的嗎?在我們的印象裡,史前時代的人不是每個人不是也要為生命打拚,才不會餓死?其實不然,以狩獵—採集營生的古人過的日子可悠閒了。現在,我們仍可在非洲波札那喀拉哈里沙漠發現最後的狩獵—採集族群。他們就是屬於非洲土著布須曼人當中的孔族。孔族人有各種水果、莓果、根莖類食物可採來吃,當地盛產的一種叫做蒙果的堅果,含有極其豐富的蛋白質。因此,他們可說是一群可不勞而獲的幸運兒,不必耕種,就有源源不絕的食物。總之,孔族人一個星期只要工作十二到十九個小時,還有很多時間可以跳舞、玩樂、拜訪親友。一年頂多工作一千個小時。

十八世紀的歐洲農民生活也不至於太辛苦,或許一大早起身工作,中午打道回府,一年工作兩百天,每年工作時數約是一千二百個小時。但在春天播種和秋天的收割時節,每天工作時間比較長,而在冬天則幾乎都待在家裡休息。史學家羅柏在《發現法國》一書中論道,直到十九世紀,法國農民休息的時間比勞動的時間要來得長。

他說:「在這個時期的法國農村,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都集中在春末到秋初這段時間。」庇里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的農村,從十一月降下初雪到翌年三、四月幾乎都在冬眠。而冬天氣溫很少降到零度以下、氣候溫和的區域也是一樣。羅柏繼續論道:

如果你是中國南方的農民,你不會一整個冬天都在睡覺。從十一月到翌年二月的旱季,你還有很多事要忙,像是編竹籃、草帽,拿到市場去賣,疏浚田裡的排水溝渠,修補房子等。你會叫家裡的孩子去鄰村的親戚家裡打零工。你在家做豆腐、豆干、抓蛇、捕捉蟲子。到了立春,又回到田地幹活兒了。同樣大小的一塊田地,比起種玉米或小麥,種稻要付出十到二十倍的勞力。有人估計,在亞洲種植水稻的農民一年工作時數多達三千個小時。

 

成功者的共通點就是努力

中國人說:「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早起下田忙,夜夜帶月荷鋤歸,豐衣足食人安樂。」換言之,要是無法做到一年三百六十天,日日辛勤耕作,家人就沒有好日子過。對不勞而獲的孔族人或一整個冬天都在睡覺、休息的法國農夫,恐怕難以想像生活會有那麼艱苦。當然,亞洲文化的這個特點不是我們陌生的。你去美國任何一所大學校園,每一個人都可以告訴你,在圖書館裡待最久的就是亞洲學生。雖然有些亞裔學生對這樣的說法不以為然,認為西方學生是用這種樣板來嘲笑他們,不管怎麼說,認真勤奮還是一件美事。

本書提到的每一個成功的人或群體,無不是比其他的人要來得努力。比爾.蓋茲中學時期不是黏在電腦前面嗎?比爾.喬伊也以電腦室為家。披頭四在漢堡駐唱那段時間,每個晚上都要唱個八、九個小時,而大律師傅榮在機會來臨之前,不知磨練多久了。成功者的共通點就是努力。種稻的智慧就在從貧窮、困苦中找到意義。亞洲學童的數學特別好,追本溯源,和這樣的文化大有關係。

柏克萊數學教授熊恩菲德在柏克萊開了一門課叫「問題解決」,為的是幫學生去除解題的壞習慣。他對學生說:「我有一道題要給你們帶回家做,時間是兩個星期。我知道你們的習慣。如果有兩個星期,第一個星期,你們一定不會去碰,等到第二個星期才會開始做。我要警告你們。如果你第一個星期完全不做,只剩一個星期的時間,絕對解不出來。如果你在拿到題目的第一天就開始想,或許會覺得這太難了,根本就解不出來。但我向你保證,只要你從第一天就開始努力,到了第二個禮拜,一定會有進展的。」

我們有時候認為數學能力是天生的,有人天生數學就比較好,有人則是數學白痴。但熊恩菲德認為與其說數學好壞是能力有別,不如說是態度問題。如果你願意努力嘗試,數學就會變好。這就是熊恩菲德教授希望學生明白的道理。如果有一道題目,一般人只願意想三十秒,想不出來就放棄了,你卻願意花二十二分鐘去思考,這樣的堅持就是成功的關鍵。想像有一個國家,大多數的人民都很認真、勤奮,那種努力不懈已成文化特質的一部分,該國人民的數學表現必然不差。(摘自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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